去年參加了《說六四的重量》展覽。我重印了爸爸年輕時和朋友自製的貼紙，不過最後展出的不是貼紙，而是一封又一封「不好意思，我們不能印」的email，六四過後那個藝術空間也因為政府不再發資助沒了。
最近我爸也叫我說話小心點，也有各方的壓力（我根本很少出聲，但我說了就不會刪）。理由總是很多，計算總是有的。有人曾跟我說，他被人封殺，最不開心的不是被封殺，而是他站在前頭的時候，忽然發現身邊一個人也沒有——其他人都不知哪裡去了。他說時輕鬆，我聽時難過。
有時我重看自己以前的文章，曾經引用Sophie Scholl（1943年在德國以叛國罪被處死，終年21歲）的話，她說：「畢竟，有些人要做先驅，因為我們所寫的，說的，也被許多人認同，但他們不敢像我們一樣表達出來。」「有時我會感到恐懼，對一個較好的未來不再抱有希望，我根本不願去想，但是不久之後，政治將會一片虛荒，只要政治依然混亂、邪惡的一天，避而不談便是種懦弱。」我在想，我是不是一生都會勇敢，是不是有天會學會委婉一點，輕鬆一點……也許吧，不過看到自己退步我會生氣，我會討厭自己，所以，不是今天。
六四的事有發生過，大家不應該忘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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